明史有“稅重民窮”之說。如果意在說明當日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同期英國稅收約銀二千余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等。“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并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遼闊，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類似“潛水艇肉夾面包”——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制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
張居正精明能干試圖經濟改革，申時行中庸誠信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奉行儒家傳統道德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戚繼光實干主義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李贄清高矛盾試圖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觀，結果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名裂。就連九五之尊的萬歷皇帝，本有中興之愿，但張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轉，天子家事又屢被臣下干預，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并肩長眠，早已厭倦在各種典禮上充當木偶的他也終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國的官僚們一意保持傳統與穩定，從而喪失了主動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其意識形態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無論從強度還是從廣度來說，都是空前未有。意識形態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計較個人私利，講求奉獻和犧牲，鄙夷物質利益。這樣，官員們過簡單樸素的生活也成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補助著體制上的欠周全。
單一意識形態體制所造成的困局還表現在，它不能承認自己自己存在問題，因為懷疑終極價值，就等于懷疑一切的基礎。如此往復，當問題出現的時候，執行者想到的第一個答案必然是掩蓋之。在這個體制之下，因為終極價值理論上的不可懷疑和體制事實上的漏洞百出，整個體制事實上已經淪為一個形式：人人都在用陽的一面，也就是終極價值來掩蓋自己的陰的一面，也就是個人私利。當社會日趨參差多態之時，體制所要求的單一化，同質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齊劃一的集體開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為方式已經進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當現實基礎嚴重脫離體制時，體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強行將現實拉回原初的設定狀態。但是構成體制本身的官僚階層自身已經發生了改變，其行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結局必然是體制的分崩離析。
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既無資本主義發展的組織能力，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這種維護落后的農業經濟、不愿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萬歷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距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職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標準，則前后想通。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情形仍與1587年相去無幾。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系著重于尊卑男女長幼，純考科舉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舉之后，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更為脫節，滿清之覆亡，更無可避免。
民國肇造后，軍閥割據，也是當然趨勢。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過渡期間，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這私人軍事勢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條件的束縛，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去里有效。省區外的競爭，更釀成混戰局面。
國民黨專政期間，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總算技術了軍閥混戰，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
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在農村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底層機構。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底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系，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而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結構，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氣地理關系的影響。
自小讀史，常有中國不如別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維新，幾十年內就凡事做得頭頭是道，而中國似乎越做越糟。現在才看的明白，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為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系，落后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機構作為行政基礎。
傳統日本好像很受中國儒家學說及佛教的影響，但是因為它國家低處重洋，對外安全，無須中央集權，與中國的結構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國內組織已經商業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進，其實則是長時間的演變，最后出頭露面而已。
因為世界工商業技術的進步，所有國家都要從以前閉關自守的形勢，將社會生活方法作徹底額改造，以期適應新的世界金融經濟，中外無可避免。西方的民主與自由，以“市民特權”為基點，和日本的大名政權，授權于藏元的情形類似，所以改造比較容易。中國立國以來以貧民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作基礎，農村內部復雜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國所稱“一國兩制”，驟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宣傳工具，但是荷蘭初成的聯邦制也實際上是“一國兩制”的表現。英國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為司法的基礎，利用司法制度不聲不響地使社會融合，也是漸漸由“一國兩制”造成一國一制。但是“一國兩制”不是沒有危險的，美國開國時以保障人權為前提，卻又因聯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隸制度，終發生內戰。
在技術方面講，這一國兩制的實行在中國必有很多困難，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國過去在漢朝以儒家籠括發夾、到家及陰陽家的思想，在隋唐時代又籠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統一。可見時勢需要，即不成能亦成為可能。
總體而言，《萬歷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變妥協，如果道德上的爭執持久不能解決，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則遲早必導致于戰爭。
最近看完了《萬歷十五年》，明朝萬歷年間的重臣，張居正、戚繼光、申時行、海瑞……無一不以悲劇收場。甚至萬歷自己，在這種文官集團體制之下，也只能無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種強大體制慣性所帶來的悲哀。他們每個人都各有特點，亮光閃閃，也試圖做出改革，但最終失敗，大部分人還落得個革職、入獄、自殺的下場。一群文官為了整個集團的平衡，國家的武備、科技的革新、商業的發展都陷于停滯。
黃先生的大歷史觀是指：以一個時間基點為原點，前后各推一段時間，梳理整個大歷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終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觀感”。具體到萬歷十五年，即為1587年為基點，以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海瑞和李贄等歷史關鍵人物為代表，著重挑選具備后世參考價值和社會歷史性的事件進行闡述。
明清兩代為中國封建制度畫上了一個句號。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峰，從明成祖設立內閣，到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明清政治達到專制頂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慶新政和張居正改革為后世治國者所稱道。經濟上，從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開始，到清代中期的攤丁入畝政策，農業人口激增，農業生態環境顯著改善，農耕文明達到極盛。
在江浙一帶，則出現了以雇傭關系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萌芽，制造業、紡織業等成為解決地方人口就業的重要產業。軍事上，統一多民族國家背景下的邊防矛盾呈現由內向外轉移的過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國疆域空前遼闊。
北方諸鎮的邊防措施萬里長城得以修復，火器越來越多的應用于軍事領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裝在鎮壓內部起義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學高度統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選拔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同時也鉗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
《萬歷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專門一章描寫海瑞，標題是《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這既是該章的標題，更是黃仁宇先生對海瑞的真實評價。一方面認為海瑞行為處事古怪，與時代發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他是明朝的模范官僚。雖然海瑞從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但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于公眾并犧牲自我的精神，并且自己也用實際行動踐行著傳統倫理道德。
在我看來，在海瑞的身上體現出了以下的特質：
一是對傳統倫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為一個在圣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海瑞保持著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極大信仰。始終用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時刻審視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這種強烈地信仰，讓他內心對傳統倫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認為傳統倫理道德是神圣的，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
二是言行如一，說到做到。可以說海瑞是傳統倫理道德的實踐者和踐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標準，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官員的俸祿極低，甚至連基本的生活水準有時都難以維持，但海瑞欣然接受，
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二十兩，甚至不夠殮葬之資。
三是原則性極強，執行規定不打折扣，不論人情事故。回顧海瑞從政二十多年，對成文規定執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縣時，嚴格執行欽差大臣的儉樸規定，致使欽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隸巡撫時，嚴格執行官方限制大戶過多占有土地的規定，強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階退田十幾萬畝。
四是精細入微的人文關懷和生活閱歷。文章中提到海瑞審理一起因殺人案件。該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來索取欠款，之后與丈夫發生扭打，進而失手將丈夫推入水塘淹死。為掩蓋真相，丈夫的尸體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發前有一朋友極其仆從在他們家住宿，知道這件事后不敢聲張。后經鄰居報官，至此案發。經初審認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謀殺。例如是死者的妻子與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這位客人到達的那天，丈夫突然喪命等等。后經海瑞審查后發現多處疑點，認為此說法從情理上講不通：一則妻子與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決不會如此忍心；二則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為此人的小妾；三則若真有此事，那也應當是參與密謀的人越少越好，為何要牽扯上這位朋友的仆從。正是由于海瑞細致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無辜的人免受凌遲之苦，也還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體制蒙受冤屈。
自己從檢7年，從事過公訴、監所檢察業務工作，接觸過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員及其家屬等形形色色的人，也從法學生轉變為執法者。自己也在不斷的思考，應具有怎樣的素養才是合格的檢察官。至少從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檢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這種高度自信源于對自己能力的認可，但更重要的是來源于對自己所從事職業的認可。只有對自己從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對自我價值的充分認可，才會激發我們從事工作的熱情與信心。海瑞作為一個孤獨的斗士，一個人在踐行著那些紙面上而實際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倫理道德，試想如果沒有強烈的自信，他能堅持下去嗎？或許我們的待遇比不上別人，但并不由此就否定我們工作的崇高性；或許我們日常瑣碎，但并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檢察官，要時刻保持對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檢察官作為法律人，作為執法者，應當對法律有著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這樣我們的法治才有前途。這也要求我們要加強對實體法的理解和把握，對程序法的程序自覺和程序自信。當前存在許多執法不規范的問題，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們應當有著堅定的法律信仰，保持著一顆積極向上的心，做到嚴格執法、規范執法。
一名合格的檢察官，要具備人性執法，以人為本的思維。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們與犯罪分子不是敵我矛盾，在辦案過程中不能簡單地粗暴辦案，應當更多的進行換位思考，用我們的真心去體會犯罪分子，讓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溫情。
一名合格的檢察官，要有良好的職業素能。當今時代，處于信息爆炸的時代，法律也在不斷變化和修改，作為一名執法者必須具備良好的政治素質和業務水平，這就要求我們要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職業素能，確保執法過程實現社會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
前些日子筆者認真拜讀了黃仁宇先生所著的《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在剛看到書名的時候，自然而然我把《萬歷十五年》當作一本常規的歷史書來讀。但其實，真正讀過了之后猛然發現這本書不只是一本歷史書，更不僅僅只有這一種讀法。
縱覽本書，在萬歷十五年，這個春寒料峭的1587年里發生的林林總總，一切看似平淡無奇，卻已為大明王朝的衰頹埋下了伏線。怠政罷工的萬歷皇帝、厲行卻悲劇收場的張居正、盡心帷幄的首輔申時行、孤獨的將領戚繼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贄……某一年，某一人，這種切入筆法細微得很，但牽動全文的是一條張馳自如的線：牽出這高拱、鄭貴妃、鄒元標，牽出耕織伍旅、財貸制度、民德風俗，牽出官場的陰與陽，皇尊的欲和權。合上書后我鮮明地感受到這里邊里承外合、互文相應的妙處。
此外，這本書最讓我意外和印象深刻的有兩點。第一是沒想到歷史書竟然可以這樣寫，作者取一個特定的年份，然后串起所有的事情，用一個人傳記式的描述，串聯展現一幅宏大的歷史畫卷。其次，在大家的思維中，總覺得王朝中皇帝最大，皇帝說了算；在任何一個組織中，第一把手說了算。但是這本書卻告訴你了另外一種規則：一個組織一旦形成，同時也會形成一種獨有的慣性。這種慣性力量很大，個人有時根本不能抗拒，甚至皇帝都不例外。因此，從一個組織的慣性就可以窺探一個組織的生死存亡。
所以說，這本書不是一個書齋學者所寫出來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經歷和深刻感受的作品。在這樣的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心理學上的，政治學上，組織學上的，管理學上的，很多現象和道理都可以觸類旁通。而這正是本書帶給我們不一樣的理解和體會。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讀法，每一個人都能讀出屬于自己的《萬歷十五年》。
《萬歷十五年》，名頭很大，總覺得自己之前讀過，即使沒讀過，也考慮到曾經讀了《明朝那些事》，或許沒必要專門去讀《萬歷十五年》。
也是這次讀書會，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來好好讀一讀這本書。讀了之后才發現，這本書包羅萬象，有很多值得我學習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黃仁宇獨特的寫法，似乎能證明科學與藝術是相伴相生的。黃先生雖然是研究歷史的，但不得不說他寫這本書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許這也是搞研究的科學方法吧。首先他選擇了一個科學研究最標準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擾法，選擇最平淡、無其他因素干擾的一年——開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說研究封建王朝，探詢王朝興亡的本質。其次他選擇了不同個體比較的方法，從七個不同的人物視角描述了巍然聳立的王朝內部細節。最后是他選擇客觀真實地記錄“實驗”結果，不摻雜個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描寫沒有張居正的王朝運轉日常，表現出黃先生很喜歡也很善于用側面細節描寫反襯主題主線。總之，黃先生的寫法讓我感覺到，不管文科還是理科，研究問題的方法是一樣的，最終兩者終能殊途同歸。
另一方面是申時行的生平，好像在說讀書就能夠讀出個宰相來。我們承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們也承認每個讀書人的職業生涯規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終目標就是當宰相，但我們也要承認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趙恒的《勸學詩》中寫到的那樣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因此，讀了“首輔申時行”的章節，我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讀書就能做大官？申時行是靠讀書讀出來的，是在張居正的提拔下成長起來的，我們只知道他考上進士，進了翰林院，后來當了首輔。他被人評價“老成”，是因為編撰整理了本朝的歷史，其實可能就是眼界開闊些，經驗豐富一些，但他處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說還差一些。可是這又有什么關系呢？這毫不影響他的仕途晉升，毫不影響他拿幾千年來的經驗穩住當時的王朝。真真的應了《圣經》里那句話“太陽之下沒有新鮮事”。
第二個問題是京官就能管天下？這一章節里也介紹過，申時行之前的大多數首輔，都是終身在京為官，從未到地方上去任職，這不得不令人懷疑，沒有基層經驗能夠管理好國家嗎？且不說我們現在常常提到“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拿秦朝和宋朝來說，商鞅是變法前實地查看了秦國的風土人情，王安石年輕時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縣官，莫非這只是謀劃改革、胸懷大志的官員的特質？
第三個問題是個人人生規劃到底應該是什么？不得不說，我們現在的國家體系比封建王朝完備許多，當然也還能看出不少以往傳統的痕跡，畢竟我們的歷史上下五千年，還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個人的人生規劃，還是要到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同時要把握現實需求，真正做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比如說我個人，作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員，如果僅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學習晉升級別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時代，必須看到現在是人才引領發展的時代，沉下心來到科研一線看看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才是正確的成長途徑，才能找到正確的管理方法。而且，黃先生已經教了我們方法——從不同的人物視角探尋單位運行的細節——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實踐檢驗真理了。
最后呢，還想跟大家探討交流一個問題，萬歷皇帝是“活著的祖宗”，而我們目前的單位，尤其是企事業單位，是不是也存在這樣的祖宗呢？面對這樣的祖宗我們又能夠采取什么辦法呢？而這樣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預示著什么樣的王朝發展局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