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會將“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統籌考慮，做好“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有機銜接，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今天小編在這給大家整理了一些關于2035遠景目標學習心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在“十四五”規劃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到2035年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在新發展階段通過民生建設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是一項必須完成的重大歷史任務。
從一定意義上看，實現共同富裕是古往今來人類的夢想。我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古代中國__世界和近代西方烏托邦社會都是人們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夢想。從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到《禮記》描繪的“__”社會的狀態，都體現了人民對共同富裕的期盼。
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們黨帶領全體人民不懈奮斗的初心使命。建國之初，毛澤東同志提出國家富強的發展目標，指出“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改革開放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多次強調共同富裕。進入新時代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
“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再到“共同富裕”，是我們黨從長期歷史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發展目標變遷的規律性認識。但脫貧只是邁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
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如何探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在“十四五”期間乃至更長一段時間里應主要做好兩個統籌--區域統籌和城鄉統籌。站在決勝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更高起點上，緊密結合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長遠戰略目標，最終協調好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差距問題，為實現共同富裕夯實基礎。
共同富裕，說到底就是要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這是一項長期任務，我們要按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描繪的藍圖，更加積極有為地實現各項目標任務，一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斷奮進。
“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關鍵還是要練好內功，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著力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我們要辦的事很多，千頭萬緒，有三件事情特別重要，就是改革、開放、創新。”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說。
韓文秀表示，改革是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會使14億中國人民的活力充分激發出來，創造更多社會財富、追求更加美好生活、逐步邁向共同富裕。這種推動現代化的力量是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了的。開放是促進發展的必然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重大啟示。所以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絕不動搖。通過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大的市場、更多的機會，這既有利于中國自身發展，也有利于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創新被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
建議稿的分論部分，總體上按照新發展理念的內涵來組織，分領域闡述“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點任務，安排了12個部分，科技創新位居其首。“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中流擊水，奮楫者先。創新，按下了中國奔跑的“加速鍵”。
事實上，9月11日召開的科學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便深刻闡釋了科技創新的重大戰略意義，明確表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十四五”時期以及更長時期的發展對加快科技創新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
“五中全會對科技創新的重要擺位和重大部署，是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在黨長期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科學把握了當前世界科技發展的大勢，堅持了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發展道路，契合了新時代我國科技創新的階段性特征和主要任務。”科學技術部黨組書記、部長王志剛說，“這是我們黨編制五年規劃建議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世界發展大勢、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作出的戰略布局。”
王志剛表示，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黨的十九大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再到這次五中全會提出加快建設科技強國，黨中央對于科技創新的戰略方針和謀劃部署既是一脈相承，也是與時俱進的。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的重要議題，而且全會審議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為未來5年乃至15年中國發展擘畫藍圖。。
全會提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認識，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尤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客觀地講，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需要通過完備有效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發揮作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必由之路。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現代化，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體有：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民主政治、法治體系、行政體制、基本經濟制度、先進文化制度、社會治理制度等重要領域，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直至實現現代化體系。也就是說，只有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才能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此過程中，我們應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方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治國治軍、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應對重大突發事件、處理各種復雜國際事務等方面能力的現代化。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從而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我們應該看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如果只注重其中一方面，肯定有失偏頗。誠如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論》所述：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由此可見，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形成的基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賴于治理體系的建構;治理能力彰顯治理體系的效能，治理體系的效能必須通過強大的治理能力才能得到充分體現。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促進二者協調發展。
規劃《建議》的核心要義體現在三個“新”上，就是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
韓文秀表示，規劃《建議》的邏輯主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要科學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改革為主線，實現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安定和諧，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對于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發展階段，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階段。這在我國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進入新發展階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大跨越。”
新發展理念這一概念始自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那次全會鮮明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引領我國經濟不斷解決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上取得重大突破，邁出高質量發展的堅實步伐。實踐充分表明，推動高質量發展是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
基于此，建議稿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必須強調的是，新時代新階段的發展必須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是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高質量發展就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經濟發展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
對于新發展格局，人們已經耳熟能詳。此次，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寫入了建議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
韓文秀說，構建新發展格局在規劃《建議》中具有綱舉目張的作用。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們黨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正確把握和實踐運用。這是主動作為，不是被動應對;是長期戰略，不是權宜之計。“新發展格局強調的是國內國際雙循環，不是國內經濟的單循環。國內循環也是建立在國內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的大循環，不是每個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環。”
8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南海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專門就三個“新”進行了深刻闡釋。他強調，要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的新特征新要求，積極主動迎接挑戰，發揚斗爭精神，努力化危為機，解決一系列影響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周期性、體制性問題，培育強勁持續的發展新動能，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布局，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協同性。要著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根據我國發展環境、發展階段、發展條件的深刻變化，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日前，《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文發布，提出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創新，既是數字經濟的內核，也是驅動數字經濟不斷演進發展的動力。5G等通訊技術的迭代和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崛起，是數字經濟落地應用的基礎，正是這些技術創新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壯大。除了技術創新，模式創新和監管創新也不可或缺。模式創新是讓數字經濟煥發生機的關鍵，推動實現金融、消費等細分市場的變革。監管創新則既是數字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動力，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現代化治理水平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在此次大會上再一次得到明確。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實現過程中，數字經濟恰可以發揮重塑的作用，推動前者實現質的飛躍。比如，數字經濟賦能的工業互聯網體系，在原材料、商品制造和銷售渠道全流程中建立了緊密聯系，實現智能化、機械化全生命周期的控制管理，解放低端勞動力，釋放了工業生產的巨大活力。再比如農業生產，數字經濟的出現讓柔性生產線成為可能，在供給和需求兩端建立了有機聯動的農業生產機制，避開了經濟學中開放蛛網模型的時滯效應，減少了谷賤傷農等情況的發生;借助智能化、機械化的手段可助力農業實現規模化生產，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行業生產率。
要素是生產的前提條件和客觀基礎，一個先進、強大的社會生產離不開高效的要素市場配置，而數字經濟正可以成為要素市場資源配置的優化工具。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在重創實體經濟的同時也嚴重影響了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匹配，互聯網平臺打造的網上就業平臺幫助整合勞動力資源和企業需求，借助數字經濟手段激活就業市場和生產市場的活力，保障了居民就業和企業的勞動力供給。
如果說要素是生產的前提，那么消費則是生產的目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投資對經濟的邊際帶動作用逐步減低，消費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三駕馬車之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數字經濟助力消費市場開拓了不少新的業態，直播經濟、跨境電商、互聯網金融等新互聯網模式的出現，促進人們消費理念升級，豐富了人們的消費渠道。同時，以互聯網巨頭為代表建立的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反向訂制平臺，拉近了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距離，更好地滿足了人們的多樣化需求，這對提振消費也大有裨益。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了產業升級、要素流動、擴大消費等多種發展路線，在其背后是未來10年壯大數字經濟的美好愿景。數字經濟將融合要素、生產、消費的多方力量，形成促進經濟整體提質增效，高質量發展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