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樊錦詩從北京大學畢業，帶著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來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國家的文物事業中，在大漠深處一呆就是47年，為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與永續利用做出了杰出貢獻。
敦煌莫高窟是人類文化的瑰寶，歷經千百年來自然侵蝕和人為的破壞，文物本體已經十分脆弱，為了保護好這些珍貴的文物，樊錦詩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和聰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終堅持貫徹國家“搶救第一、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重視科技在石窟保護中的應用。她帶領科研人員，經過艱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遺址的科學保護、科學管理上走出了一條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護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文物保護方面，樊錦詩同志和她領導的團隊，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學保護的理論與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遺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為因素對石窟的破壞，通過環境監測與研究，對莫高窟窟區大環境及洞窟小環境做出了科學的質量評價;以工程阻沙、化學治沙、生物固沙為主的綜合治沙防護系統已成一定規模，沙害治理取得顯著成效;通過多年研究和探索，確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礫巖石窟崖體裂隙灌漿、風化崖面防風化加固的材料與工藝，有些技術從材料到施工工藝均為我院所獨創。探討了壁畫病害產生的機理，為保護工作提供了基礎資料和科學數據;不斷改進壁畫修復技術，實驗篩選了幾種新的修復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護真正走上了科學保護之路。
樊錦詩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中始終意識到文物保存環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將考古與自然科學相結合進行敦煌石窟環境演化與石窟保護的關系研究，主持申請了國家文物局項目《敦煌莫高窟環境演化與石窟保護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邊地區環境演化科普教育》，并親自調查洞窟、崖面現狀，根據考古斷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區中段在歷史上有過不同規模的三次坍塌的觀點，并初步復原了歷史上崖面原始形態。
她注重安全保護與合理利用的有機結合，以高質量的展陳傳播敦煌藝術;提出“數字敦煌”理念，利用數字技術儲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畫和彩塑，策劃實施了莫高窟史上規模最大的綜合性保護工程——“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為莫高窟的保護與利用拓展了空間，奠定了新的基礎。樊錦詩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敦煌壁畫、彩塑藝術永久保存的構想，并作為項目負責人，協調有關科研單位，申報并完成了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瀕危珍貴文物信息的計算機存貯與再現系統研究》的科研課題;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護工作中的應用研究》項目，該項目也已通過“863”計劃專家組的鑒定。她組織敦煌研究院與浙江大學共同申請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多媒體智能技術集成與藝術復原》課題，這一課題以敦煌莫高窟為重點，首次將“墻壁上的博物館——敦煌莫高窟”用多媒體及智能技術展現到人們面前，并在敦煌壁畫的藝術復原與藝術創造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嘗試。
樊錦詩同志積極謀求敦煌石窟的國際合作，按照"以我為主，對我有利，為我所用"的原則，先后與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美國梅隆基金會等機構行了合作項目的研究，開創了我國文物保護領域國際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環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數得到提高，本體病害和損毀得到遏制。在她的組織、領導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逐步與國際接軌，把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賈正：像敦煌莫高窟這樣珍貴的歷史遺跡，一定會吸引許多國內外游客前來參觀。但是我也注意到，近些年隨著游客數量逐年增加，給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帶來不少壓力。如何平衡文物保護和弘揚之間的關系，您做了哪些探索?
樊錦詩：文物管理既要考慮全局，又要謀取未來，要把各項保護研究和管理制度串起來，綜合協調處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比如，社會上不能正確理解保護和旅游、利用之間的辯證關系，動不動就有人跟我講旅游規劃、講捆綁上市。保護是利用的基礎和前提，沒有保護就談不上利用。只有把文物保護搞好，把文物保護貫穿于旅游開發的全過程，才能形成兩者的良性循環，才能保證文物的可持續利用。我始終提倡負責任的旅游，既對文物負責，也對游客負責。一方面，我們積極落實“互聯網+中華文明”的戰略部署，通過數字技術，上線了30個精品石窟。游客可以在電腦、手機上暢游莫高窟，進行視頻、音頻互動。另一方面，我們開展了“莫高窟旅游承載量研究”項目，在所有的洞窟都安裝了監測器，監測游客進洞之后的濕度、溫度、二氧化碳等等，確定了日游客最高承載量。但敦煌的游客量每年都在增加，要保護，也要讓游客盡興，怎么辦?還是要打破舊思想，開發新思路。我們想到了敦煌的數字資源庫，建立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我們請來導演，將這些數字資源制作成數字電影，一部是4k的高清寬屏電影《千年莫高窟》，主要講述莫高窟的歷史文化背景;一部是8k超高清實景球幕電影《夢幻佛宮》，主要講述洞窟的歷史。“數字電影+預約參觀洞窟”既讓游客得以盡興，也讓我們能夠控制日游客總量。這一模式很成功，游客非常歡迎。有了這兩部電影，敦煌莫高窟就“活”了。可以說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重要論述的成功范例。
賈正：建立“數字敦煌資源庫”也是您為敦煌莫高窟保護與傳承做出的一個重大決定。現在回想起來，您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數字敦煌”概念時，以當時的技術水平來看，這是一個相當大膽和富有想象力的工程。這個過程不會一帆風順吧?
樊錦詩：國家規定文物單位必須達到“四有”，其中“一有”就是得有檔案，可是莫高窟當時沒有。首先就是要給莫高窟建立科學的檔案。當時雖然有一些照片，但是照片終究是要變質發黃，最終慢慢消失掉。莫高窟的很多洞窟及壁畫正在逐步退化和病變，照片和錄像無法長久保存歷史信息，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世界獨一無二的敦煌石窟藝術逐漸消亡，建立能長期保存的洞窟文物真實信息檔案刻不容緩。
那時，我對電腦沒有感覺。通過演示，我了解到只要保存成數字，它就能永遠保存下來。經過不斷琢磨，一個大膽的構想在我腦子里逐漸明晰起來，就是要為敦煌石窟的每一個洞窟及其壁畫和彩塑建立數字檔案。敦煌研究院對壁畫做了數字化實驗，但效果與最初的構想存在較大距離。20世紀90年代末，我們利用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研發出多視點拍攝與計算機結合處理的數字化方法，但當時采集用的還是柯達膠片，不能滿足高質量數字檔案要求。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成立，在與國內外合作的基礎上，不斷試驗、探索和研究，攻克了一個個技術難題。2016年5月1日，第一期“數字敦煌”平臺終于上線，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登錄敦煌數字資源庫。應該說“數字敦煌”歷史信息保存和利用的最終形成，是莫高窟保護發展理念跟隨科技發展步伐的結果。“數字敦煌”的意義就是永久保存、永續利用，可以說是與時間賽跑，具有搶救文物歷史信息的重要意義。未來我們會基于“數字敦煌”資源庫，加大敦煌石窟綜合保護體系建設，把一個真實完整的莫高窟傳給我們的子孫后代。
賈正：您剛提到的《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是在什么樣的社會背景下提出來的?我們是否可以說，這兩個條例的提出，對敦煌研究院的保護和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樊錦詩：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和旅游開發與文物保護不可避免的產生了突出矛盾，在外部環境、政策不斷變化的時代，要做到莫高窟的長期保存，穩定保護機構，穩定保護管理和研究人才隊伍，需要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保障。于是，我們制定的《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有目標、分目標，也有原則和措施。在保護文物的同時，我們還要保護文物所在的環境，包括寺廟、舍利堂等人文環境和植被、樹木、沙漠、水流、森林等自然環境。如果只保護石窟本身，而無視周圍文化、環境氛圍，那等同于破壞。《條例》和《總體規劃》的頒布與實施，對莫高窟的保護與管理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這是進一步做好莫高窟有效保護與合理利用等各項工作里程碑式的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認為保護文物只是文物部門自己事的錯誤觀念，同時也加深了我們對遺址保護規律的認識和對保護本質特征的理解。
賈正：敦煌研究院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在全國文物界開啟了國際交流合作的先河。開展這種交流，您最初的動機是什么?現在看來，是否取得了預期效果?
樊錦詩：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讓我有機會看到了國外文物保護的技術，萌發了開展國際合作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在西北一隅的山溝里，本身就特別閉塞，必須要把大門敞開，讓全世界的專家學者都關心、關注它。從那時候開始，莫高窟就不斷開展國際合作。在合作中我們一直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互利共贏的原則”，合作機制也從最初的單向引進國際文化遺產保護先進理念，發展到雙方平等對話合作解決莫高窟文化遺產重大疑難問題，培養專業人才方面。其實最初的動機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錢。后來發現，先進的管理經驗、技術理念更值得學習。再后來又發現無論管理還是技術，總得有人來掌握吧!此后在國際合作中鍛煉、培養人才成為最重要的事，讓年輕人介入每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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